三线建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0—2016)
三线建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0—2016)
提要：作为共和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三线建设，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三线建设的特殊性，相关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尚属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档案及材料的解密，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迄今为止，学界对三线建设的诸多问题研究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诸如三线建设的原因、三线建设的得失评价、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等，并逐渐延伸至相关领域，诸如三线建设与城市化、三线建设的职工婚姻等，可以说，研究趋向更为细化和多元化。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三线建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提出对今后三线建设研究的看法和思考，期望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深化。
关键词：三线建设；研究；展望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涉及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由于三线建设关乎国防军工，相关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尚属空白。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相关档案及材料的解密，三线建设的研究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其研究不仅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经济学者及社会学者的研究兴趣，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学界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从早期宏观研究逐渐趋向多元化和细化，涉及三线建设的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诸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总体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献整理方面
对一个领域展开研究，资料整理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有关三线建设资料整理如下：
《三线建设》一书介绍了三线建设的原因、主要成就及后期的调整改造等[1]。《甘肃三线建设》着重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三线建设的成就，相关企业的状况，有关的文献资料及人物等[2]。《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收录了大量有关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包括文件、会议报告等，既有决策建设阶段的，也有调整改造阶段的，对三线建设研究是难能可贵的。书中还收录了有关学者的专题研究论文及回忆与访谈、大事记等，从各个方面展示了三线建设[3]。《党的文献》1995年、1996年分别选刊了《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编》等文献资料。此外，各省区出版的地方志及建设简史等也涉及三线建设。
(二)专著方面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较为全面地对三线建设决策的确立及实施、取得的成就及在21世纪大背景下，三线工业的调整改造都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有力地推动了三线建设的研究进程[4]。《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三线建设的来龙去脉及对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和意义，下篇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各个省份的三线建设[5]。《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包含了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参与者的口述史，其中有领导，也有普通工人，通过讲述，当年上海小三线建设者们的工作、生活、婚姻及后期的调整改造等诸多方面呈现到了人们的面前[6]。全书以一种口述史的方式还原历史，附录部分如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名录也极具参考价值，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突破口。
此外，鉴于三线建设在共和国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大多共和国史方面的专著也将其作为一个章节进行了研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等。一些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文集如《毛泽东传》(1949—197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也有讲述，但多是笼统性的介绍，缺乏微观细致的研究。
随着对三线建设关注度的高涨，许多有关三线建设的报告文学也开始面世，如《三线建设铸丰碑》《彭德怀在三线》《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等，向人们多角度展现了时代风貌。
(三)论文方面
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论文数量上还是很可观的。从空间上来说，既有研究全国大三线建设的，也有研究地方性即小三线建设的；从时间上来看，有的论文时间断限为1964—1980年，即三线建设的历程，有的论文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期，即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完成时期；从内容上来看，三线建设的研究涉及了多个方面，既有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原因、得失评价、调整改造等宏观研究，也有三线重点省份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区域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市、县及有关三线企业的研究也开始得到关注。以“三线建设”为篇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检索，截止到2016年10月，相关论文300多篇，硕士论文25篇，但高水平的论文即由CSSCI收录的仅38篇(剔除书评和简讯)，这说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有待提高。
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文革”之后，国内对三线建设决策是否正确、实践是否失败就展开了讨论，但不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阙如。1982—1989年，有关论文数在5篇以下；1991—1999年，论文数在10篇以下；2000—2009年，论文数保持在15篇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了30篇；2010—2016年，论文数量稳步上升，2014年适逢三线建设50周年，论文数量多达60篇。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和国家大环境有关，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也和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关注日益增强有关，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三线建设，推动了三线建设研究的细化及多元化。
二、专题性研究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原因
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7]。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学者对三线决策形成原因提出了更多的看法。有人认为三线决策不仅仅是战备，还有调整工业布局，吸取苏联经验教训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方面的原因[8]。本文认为三线建设决策能够形成，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意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定“三五”计划之初，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9]，但这个计划却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毛泽东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很快调整了态度。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及相关档案和材料的解密，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原因也许还有其他可能。
(二)三线建设的得失评价
目前学界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大致有肯定、否定及功过参半几种观点。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当时过分估计了战争威胁，“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10]。但多数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充分肯定的，认为三线建设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中国经济布局等[11]。在肯定三线建设成就的同时，多数学者也实事求是的指出了三线建设在决策、布局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三线建设决策，也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失误，由此也导致了重大损失。三线建设基本和“文革”相始终，不可避免会受到“文革”的冲击，这是一场特殊形势下特殊年代里所进行的一场特殊的经济建设。
(三)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建设已陆续进入调整改造阶段，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应研究。李彩华回顾了三线调整改造的历史背景，指出之所以三线企业要调整改造，原因之一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原因之二是三线企业本身存在诸多问题[12]。至于企业如何调整改造，陈东林、李彩华指出主要从企业布局、产品结构、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兴办“窗口”及一线与三线开展技术合作等几个方面展开[4]。在国家及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存在严重问题的三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有利形势，调整改造基本获得了成功[13]。三线调整改造还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对三线企事业和相关城市的持续发展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14]。三线企业的调整能取得成功，一是三线人发挥了艰苦奋斗再创新天地的精神；二是“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三线调整搬迁单位在财政上实施了一系列优惠和扶持政策[15]。
但三线企业的调整也存在很多问题。郦锡文、张苹认为三线调整改造存在资金不足与投资超概算并存，导致建设拖期，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以及有的项目确定关停，报废损失过大等。据此，他们提出了针对三线调整改造的建议[16]。吴传钧认为三线企业的调整不能孤立地就三线企业来考虑其布局调整，而是要“把它和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总趋势联系起来，和大西南和近西北地区的长期发展规划联系起来，和重要资源的开放利用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就是要把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置于全国大环境中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就三线企业的调整而调整[17]。
三、三线建设地域研究
学界对三线建设地域方面的研究是时下热点，发表论文最多，对各地大三线建设研究方兴未艾，小三线建设研究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并呈现向微观层面、多学科视野转变的趋势。
(一)大三线研究
大三线研究，涉及了多数三线建设的省份。学者分别对四川(含重庆)、甘肃、陕西、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三线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就三线建设对当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
三线建设的重点在西南地区，四川作为西南大省，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对四川进行了集中大规模的投资。徐涛认为由于四川具有资源及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凸显，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对四川的投资居全国之首。三线建设推动了四川的发展，“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但也存在着弊端，最终被迫进行调整改造[18]。樊丙庚则着重分析了四川三线建设期间的问题，认为其存在工业布局没有做到基地化、没有城市概念、不重视生活及建设前期工作很差等问题[19]，宁志一认为三线建设使四川经济获得了超常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问题，在市场经济下，许多三线企业适应变化，调整方向，抓住机遇，促进了四川现代化的进程[20]。此外，还有学者以市县或企业为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考察三线建设的影响。
由于地理和经济优势，重庆成为四川乃至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规划地区之一。王毅考察了重庆地区军工企业的发展和布局后，认为其并没有严格执行“山、散、洞”的方针，“而是既考虑了交通等经济技术条件，又考虑了水源等自然地理条件”，其经验可为今天国防建设所借鉴[21]；并且 “重庆化工企业在布局上既符合化学工业布局的基本原理，又充分体现了国防原则”，总体上是合理的[22]。魏翠翠则以重庆国营红山铸造厂为个案，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分析探讨了三线建设社会遗产的开发利用，认为三线遗产完全可以“变废为宝”，“发展与其丰富资源相关的旅游业”[23]。
张才良考察了贵州三线建设的缘起和发展历程，认为三线建设推动了贵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贵州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提出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所借鉴[24]。扈伦则考察了贵州三线建设的筹划到改组及成就[25]；祝德桂认为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6]。此外，还有6篇硕士论文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贵州三线企业的布局及发展问题。
孙燕京、岳珑以陕西为对象，着重考察了三线建设对陕西工业的影响。国家强力度的直接投资，使陕西“跳跃式”地进入了现代化工业的行列，但这种模式所具有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三线建设是“嵌入式”工业，过分强调国防工业，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使其和陕西地方经济缺乏融合，并未在根本意义上带动陕西地方经济[27]。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岳珑、王涛考察了“一五”期间与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的城市化，认为“一五”期间，陕西城市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8]。刘存龙研究了陕西三线建设的缘起、实施及成就等问题，并指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三线建设的异同，总结了三线建设对陕西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启示[29]。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甘肃，学者对其研究并不是很充分。李荣珍回顾了甘肃三线建设的研究概况，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30]。汪红娟考察了甘肃三线建设的原因，对其实施过程及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并提出要理性分析甘肃三线建设的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31]。段伟则以天水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天水市三线企业的分布后，认为天水的三线企业并没有严格按照“靠山、进洞、分散”的原则来布局，大多数是经过科学论证后进行选址的。他指出今天天水的三线企业之所以大多数发展良好，与当时选址合理密不可分[32]。朱彦云将视野拓展，着重论述了“七五”期间甘肃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33]。
晁丽华以云南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指出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国防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其研究对云南三线建设及其后期的调整改造做了全面的回顾，认为三线建设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云南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做了分析，指出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经济建设提供借鉴[43]。
综观大三线建设区域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有以下特点：(1)多从宏观着眼，微观研究少。(2)重复率高。关于各地三线建设的论文不少，但大多都是从原因、成就、存在问题、经验教训等方面展开研究，缺乏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此外，三线建设时期“全国一盘棋”，各省建设情况存在相似之处，易形成材料张冠李戴，不加分析滥用情形。(3)资料重复引用，来源单一，新资料不多。
(二)小三线研究
学界对小三线的研究涉及了福建、广东、上海、辽宁、北京、河北等地。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台澎金马，为了加强战备，巩固海防，福建于1964年开始实施小三线建设的战略计划。大量资金投入对山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三线建设对福建的经济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35]。谷桂秀考察了三线建设时期闽北(今南平)的经济建设情况，总结了小三线建设对闽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指出了小三线建设对当前闽北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36]。刘建民利用档案资料，从领导机构的建立、后方基地的选定、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及对外的交往活动等几个方面对河北的小三线建设做了回顾，并指出了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发扬了“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促进了省内农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等，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工人切身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及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等[37]。
在小三线建设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小三线建设研究。以上海大学历史系为主导，对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开展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三线建设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扩展到三线职工的婚姻家庭及日常生活。徐有威、吴静的《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采访亲历者，考察了八五钢厂为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问题所做的努力及结果，总结了其利弊得失，认为“八五钢厂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单位’，被赋予了全面管理职工们的职责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38]，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上海小三线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201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播出了《千山万树红云》五集小三线纪录片，采访了24位当事人，既有三线建设亲历者，也有他们的后代，以他们的视角描述了在那个特定时代里，三线建设者及他们子女的生活状态。此外，谢忠强、段伟等对上海的小三线建设也进行了研究[39]。
综观学者对小三线的研究，除了上海小三线研究开始注重口述史及个案的研究，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社会史之外，其他小三线研究仍限于宏观方面，多注重三线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对三线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极少提及。
四、三线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研究
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心，三线建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内地工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工业群。周明长考察了1964—1980年国家多省区的投资情况，认为三线建设“推动着内地城市从此全面迈入了以重点建设现代化工业城市为目标的新阶段”，“内地城市在总体上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变”[40]，并以四川省为例，认为三线建设使四川省“跃入国家工业化的主流进程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使其城市体系得以重塑”[40]。张明琦肯定了三线建设对重庆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三线建设期间重庆城市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为今天中国城市化所借鉴[41]。王小蓉则以广安为视角，考察了三线建设对广安的影响，认为其直接催生了工业新城华蓥市的诞生[42]。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徐有威、陈熙则认为三线建设期间尽管国家对西部实施了高强度的倾斜投资，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但城市化并没同步行进，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内地投资增加必然影响东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大大减少，与此相适应，沿海城市化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形成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并逐渐与工业化脱钩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在于“三线建设独特的工业发展方式”[43]。此外，有学者以攀枝花为例，考察了三线建设期间，作为资源型城市攀枝花的形成，并探索未来攀枝花的发展道路[44]。
无疑，内地城市化是三线建设的伴生物。理论上，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是相伴而生、密切相关的。大多学者关注了三线建设对内地城市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东部城市化的影响。考察三线建设时期的城市化，应宏观和微观、东部和西部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认识，当然，这也有待于更多文献资料及档案的发掘。
五、三线建设比较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抗战大后方、156项工程及美国西部大开发等的比较。
陈东林认为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战略西移，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战略目标决定了二者肩负着不同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同的开发手段与重点[4]。陈晋认为三线建设不仅挑起了国防战备和改变了工业布局的担子，而且在今天中央“一带一路”的战略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45]。王庭科认为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在开发目标和内容上、体制上、导向上及布局上都存在不同，在一定意义上，三线建设可视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借鉴，但不认可将二者不加区别的等量齐观[46]。李相合、陈红认为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二者又存在不同，西部大开发应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实现可持续发展[47]。总的来讲，学者都承认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二者又存在不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如何从三线建设中借鉴经验教训，大力发展，才是开展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比较研究的应有之义。
学者还从美国西部开发、156项工程及抗战时期等方面与三线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媛、刘东明认为三线建设和美国西部大开发在经济建设基础及产业结构方面存在不同，但它们都是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得以发展的，“外推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48]。孙顺太通过比较156项工程与三线建设大开发的异同，认为经济建设必须考虑自然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注重农轻重之间的协调发展，改善人民生活[49]。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张赛群认为和三线建设相比，二者在开发动因、开发重点、开发区域等方面对存在着相同之处，由于发生时期不同，二者在军事意义、经济效益等方面也存在差异[50]。
迄今为止，学者对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比较集中，对二者的异同做了比较，认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应从三线建设中借鉴经验教训。适逢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西部地区如何抓住新的机遇，发展自己，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六、对三线建设研究的展望
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三线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首先，许多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从前文综述来看，无论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三线建设资料陆续出版，为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系统研究三线建设提供了基本史料，也为进一步挖掘史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方法、理论也在不断涌现，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较大的发展，研究问题趋于多元化，关注对象已从单纯的经济军事注意到婚姻社会及环境等，这必将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化。但相比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所占的地位，研究还是滞后的。存在诸如大型文献资料尚未整理出版，档案史料缺乏，个案研究不足等问题。此外，三线建设是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内迁运动，内地包括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深受影响，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关注很少。鉴于此，笔者就今后三线建设研究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第一，有关三线建设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尚待完整化和系统化，史料信息化处理需要加强。虽然有关三线建设的文献整理已经开始，但许多方面尚需深化挖掘，如档案文献整理不足，许多档案尚未开放，利用率不高，这和三线建设的特殊性不无关系；由于改革开放后，许多企业或改制，或回迁，史料散失严重，而企业作为三线建设的主体，应是研究的重点，目前以三线企业为个案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未来应有更多档案资料的开放及大型资料的收集整理，促进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
第二，三线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和人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时期，人类能改造环境，环境也会制约人类的发展。尽管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三线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学者在论文里有所涉及，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尚欠缺。三线建设的布局强调“山、散、洞”，成千上万的人迁入内地山区、农村，用水及其他方面的需求剧增，大批工厂新建或迁建，产生大量废气、废水、废渣，尤其在西北地区，原本生态环境就不甚好，在建设过程中，势必会对会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对三线建设和环境的关系展开研究，对今后经济建设不无借鉴。
第三，三线建设的区域比较研究。目前三线建设研究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单兵作战，很少有联合起来的，更鲜见有不同区域间三线建设研究比较。而三线建设作为国家一个重大的经济战略，在企业布局方面，定有其考量。也可以说，各个地区的小三线组成了国家层面上的大三线，碎片组成整体。不同区域间的三线建设各有其特点，在投资规模、企业布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通过比较，更能看出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做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所具有的全局观，对今天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各地学者应联合起来，实现资料共享，互通有无，把三线建设研究推向深入。
第四，三线建设研究的选题有待进一步拓宽深化。已有的三线建设研究成果偏重于从经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察其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如长时段考察三线建设对迁入地迁出地人口、经济变化的影响，从生态系统考察三线建设的问题，三线建设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三线建设对职工本人及他们后代的影响等问题都有待关注和研究深化。
第五，理论和方法上，多学科交叉研究需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作为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管理等于一体的重大事件，具有多角度的研究价值，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军事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借鉴。此外，三线建设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今后的研究还应注重个案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重视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弥补资料上的某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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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跃然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7)04-0085-06
DOI：10.13483/j.cnki.kfyj.2017.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