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
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的三线建设，是我国内地开展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学界有关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是从政治学、国防安全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认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因素主要有：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借鉴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
关键词：三线建设； 战略后方基地； 经济建设运动
20世纪60年代，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央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进行战略布局。学界对三线建设的定义可总结为三类：
第一类定义：从政治学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是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鉴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好转的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作出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1]。
第二类定义：从国防安全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投资的战略后方基地建设[2]。
第三类定义：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3]。
结合学界有关三线建设的定义，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为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学界开始研究三线建设。纵观学界近三十年来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背景、战略决策、调整改造等方面[4]。本文结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
一、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因素
1.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直接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对中国的东面和南面构成了军事威胁。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1965年3月，美国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命令其地面部队在南越发动攻击。1967年，美国派往越南的兵力达到56万人，超过了当年侵略朝鲜战争的兵力。美国报纸曾乘机大肆叫嚣：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对中国进行露骨的战争危险，妄图压迫中国放弃援越抗美[5]。与此同时，苏联对中国的北面和西南构成了军事威胁。苏联在中苏两国边界线中国一侧挑衅滋事，使中苏接壤的73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和胁迫六万多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并在该年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使用政治经济手段不能逼中国就范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威胁，大举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军队，企图以大军压境和实施核打击来制伏中国。
此外，中印两国的边境冲突也有所升级，印度政府不断地蚕食着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随着中印边境冲突的升级，日本、南朝鲜等国也对我国持敌视态度，在“日朝条约”下密谋制订的“飞龙计划”对我国东北构成了军事威胁[6]。同时，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趁机叫嚣反攻大陆，并多次派遣武装特务部队偷袭东南和沿海地区。
这些事实表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和后期，中国存在着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其中最大之危险来自苏联，因为苏联曾帮助中国在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建设了一批重要工业企业和国防设施，了解底细。在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下，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从中华民族的安危出发，疾呼全党全国进行三线建设，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
2.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重要因素。旧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布局极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业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偏重于东北和关内沿海6省。1949年，东北和关内沿海6省的土地面积占全国18%，人口占42%，工业产值占全国的80%左右。占全国面积1/3的大西北，其工业产值只占全国2%[7]。其中，东北是全国重工业的集聚区，关内沿海6省是全国轻工业的集聚区。同时，东北和关内沿海6省的工业偏重于辽宁、上海、天津、青岛、无锡等少数省市。其中集中于上海的工业最多，1949年仅上海一市工业产值即占全国工业总产值25%以上。第二，工业生产与原料地严重脱节，工业分布与资源不相适应。上海是全国制造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但附近无煤无铁。东北钢铁工业所需的铁矿石，制酸工业所需的硫铁矿，水泥工业所需的粘土、石膏等，都要从日本、朝鲜及其它国家输入。西南地区煤、铁、有色金属、水力、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但未得到开发与利用。第三，工业中心与大农村尖锐对立。城市工业没有给农业带来先进的技术装备，没有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不管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还是轻工业城市，直接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都十分薄弱。针对旧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一五”、“二五”期间，尤其是1958—1960年，中央在内地安排了一批建设项目，但因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背离了经济建设规律，加之，苏联背信弃义，许多企业被迫停建或缓建。
另外，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防工业，其布局极不合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后方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因此，“一五”、“二五”期间国防工业中的坦克、飞机、火炮、炮弹等重型武器装备和舰艇生产及核武器、运载火箭研制等均部署在了东北、华北和西北。其中，部分国防工业集中在了哈尔滨、北京、沈阳、包头等大城市。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东北、华北和西北失去了原来的战略后方地位，而位于西南地区的国防工业主要是轻型武器。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将没有稳固的战略后方。因而，随着国际局势的渐趋紧张，中国的国防工业布局急需调整。
3.借鉴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
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和苏联、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关。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从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及俄罗斯联邦西部各州向东部地区疏散了1000多万人口，搬迁了1523家工业企业，其中大型企业和军工厂就有1360家[8]。苏联搬迁出的企业很快恢复生产，与其东部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战略后方，从而保障了反侵略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可见，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和工业搬迁有关。美国、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平时就考虑战时需要，将重要的军事工业分散布局，部分重要的军工厂甚至建在地下。苏联、美国、瑞典等国家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的推力。
4.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
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和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有关。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在战争问题上大多持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9]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指出：“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10]1965年5月19日，刘少奇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讲：“敌人有很多弱点，很多困难。它们的困难不比我们少。而我们的准备快一点，好一点，战争就可以推迟，它就不容易来。如果我们准备得很好，甚至它就不敢来。”[11]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谈话来看，充分体现了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
此外，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为开展三线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1961—1963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了农业和工业生产，扭转了财政收不抵支的状况，基本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为三线建设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三线建设决策的实施
1.总体布局
1964年，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规划，大体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其不同行业的布局如下：
国防工业：重点安排在川渝建设核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川渝、贵州、陕西、湖北、湖南建设战略和战术导弹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陕西、湖北建设歼击机、中型运输机和水上飞机科研生产基地，建设西安172厂以及相应的辅机、仪表工厂和科研、试验、试飞基地；在重庆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和甘肃东北部及山西西南部建设火炮、炮弹、坦克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在四川江津至湖北宜昌的长江上游、广西西江上游和云南东南部建设舰船和鱼雷科研生产基地；在川渝、贵州、陕西、湖北、湖南等省新建通讯、导航、计算机等电子装备和元器件、电子真空材料、仪器仪表及专用设备制造等科研生产项目。
机械工业：重点安排新建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和山西重型汽车制造厂；建设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第二重型机器厂等大型火电设备生产基地；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甘肃等地新建仪表厂、轴承厂和磨料、磨具厂。同时，在各省区新建和扩建一批农机厂和机床电器、配件、基础件等配套工厂。
能源工业：在煤炭工业方面，重点安排了贵州六盘水和山西渭北煤炭基地建设，同时新建和扩建云南昭通、青海大通、宁夏石嘴山、甘肃靖远、河南平顶山、山西云冈和高阳及四川渡口、松藻、芙蓉等一批大中型煤矿。在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安排了四川龚嘴和映秀湾、贵州乌江渡、甘肃刘家峡、青海龙羊峡、湖北葛洲坝等水电站建设。新建和扩建四川豆坝和华蓥山、贵州遵义、云南小龙潭、陕西秦岭、河南姚孟、山西神头等20多个火电站以及相应的输变电设施。在石油工业方面，主要是加强油、气资源勘探，重点开发湖北的江汉油田、河南的南阳油田、四川的天然气和陕西、甘肃、宁夏地区的长庆油田，并在湖北荆门和湖南长岭新建大型炼油厂。
冶金工业：在有色金属工业方面，重点安排建设贵州、郑州、兰州和青铜峡铝工业基地，甘肃白银和云南东川铜冶炼厂，甘肃金川镍工业基地，湖南铅、锌、钨冶炼厂，以及重庆铝加工厂、西北铜加工厂和铝加工厂、宝鸡有色金属压延厂和四川、陕西的单晶、多晶硅厂。在钢铁工业方面，重点安排新建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江油长城特殊钢厂、河南舞阳钢厂、四川江油和宁夏石嘴山金属制品厂，扩建重庆、昆明、武汉钢铁公司和重庆、贵阳、西宁特殊钢厂。
化学工业：重点安排在四川建设高分子合成化工研究院；在川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建设大型化肥厂；在贵州、云南、湖北、川渝建设大中型磷矿和磷化工厂，在青海新建钾肥厂；在湖北、湖南建设橡胶厂。同时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化工原料、医药和农药生产项目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在轻纺工业方面，重点安排了新建重庆、云南、湖南的维尼纶厂；新建和扩建一批造纸、制糖、钟表、缝纫机、轻纺机械和军用绳索伞料工厂。
在交通运输方面，重点安排了川黔线(重庆-贵阳)、贵昆线(贵阳-昆明)、成昆线(成都-昆明)、湘黔线(株洲-贵阳)、襄渝线(襄樊-重庆)、焦枝线(焦作-枝城)、枝柳线(枝城-柳州)、太焦线(太原-焦作)、阳安线(阳平关-安康)、青藏线(西宁-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建设。同时，在四川、贵州、河南、湖南、山西等省布点新建和扩建机车、车辆工厂和牵引动力工厂。除铁路作为建设重点外，还安排新修和改造一批公路，并整治长江、金沙江等航道，改扩建一些重要的港口码头。
从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来看，其重点是国防工业及其配套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设施等。在布局中兼顾了农机、化肥、农药等农业发展所需行业的建设。在国家对三线建设项目的累计投资中，其中，能源、交通占11%，原材料工业占22%，国防工业占12%，其它加工工业占11%。在大规模资金、人力的支撑下，三线地区的建设成果显著。
2.基本方针
为实现三线建设的规划，加快建设进度，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可概括如下：
第一，把调整一线同建设三线结合起来，以“老”带“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大力支援三线建设。在搬迁的过程中掌握三条原则，即：一是突出备战，加强国防建设，重要的军工厂和必要的协助配套厂，要首先搬迁；二是三线地区短缺产品的重要工厂，要优先搬迁；三是基础工业的骨干工业及其配套协作厂，要尽可能搬迁。同时，一线地区应从全局出发，把优秀人才和精良设备调往三线[1]21。在三线地区要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办法加快新厂矿的建设进度。
第二，工业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在1964年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提出：“国防工业布局要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1]21从备战的角度来看，这种布局方针有其合理性。三线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则可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第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三线地区“要按照战争打起来的要求”抓紧进行建设，抢时间，争速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决不能拖泥带水，敷衍塞责[1]22。为此，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局和三线建委及各省区采取的主要建设措施包括：充分利用“大跃进”中的下马工厂，对其进行改造扩建；将一线搬迁来的设备和人员并入三线同类企业，扩大其生产能力；在基本建设中取消甲乙方制度，建立现场党委和指挥部，统一计划，统一指挥，抓重点工程。
第四，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三不四要”和“四不三要”的原则。“三不四要”是针对工厂而言，即：不拆或少拆民房和不迁或少迁居民，不占或尽量少占良田好土，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筑，要安排农业用电，要支援农业用水，要给农民积肥料，要给农民留泔水。“四不三要”是针对当地农民而言，即：不打扰现场施工，不拿工厂的东西，不抬高物价，不泄露国家机密，要保护工厂，要搞好工农团结，要支援国家建设[1]23。同时，三线工厂尽可能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采取固定工、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办法，从当地招收新工人。
第五，生产设备力求先进，生活设施尽量从简。在生产设备上，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若国内没有就进口。大型、精密和关键设备，要优先满足三线地区，使三线工业具有国内当时的先进水平。在生活设施上，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搞高标准，提倡“干打垒”的精神，尽量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相协调[1]22。
由此可见，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和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则推动了三线建设决策的进一步形成。三线建设决策在具体实施中，突出重点，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及与之配套的机械、冶金、能源、化学、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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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自兵]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发展研究”(2016YBLS106);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重庆三线建设企业集聚群与社会发展研究”(KJ1600705);四川外国语大学年度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重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sisu201654)。
DOI：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3.022
中图分类号：K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7)03-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