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黄金平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是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自1965年开始着手建设，到1988年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历经24年，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7万人，总投资7.52亿元，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一、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背景
所谓“三线”，是指20世纪60年代将我国大陆地区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三道线，其中一线地区指沿海及边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二线地区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地区则包括属于内地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
三线又分“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是指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小三线是指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腹地。例如，上海的小山线是安徽皖南、浙江西部及江西中部（吉安等地）。
小三线建设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主要是从国防安全和经济形势的需要两方面来考虑的。
一是从国防安全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威胁，北面：在中苏边境地区，苏联陈兵几十万，战火一触即发；西面：在中印边境，自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尚未解除；东面：在东南沿海，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反攻大陆”；南面：在邻国越南，美国侵越战争正在升级。当时的形势可谓兵临城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是从经济形势分析，我国的工厂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这样不利于备战，各省应该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1964年4月，中央收到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正是这份分析我国经济形势不利于作战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该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面对我国周边紧张局势和经济形势，毛泽东在1964-1965年间，多次指示“要准备打仗”，“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搞三线”，“沿海各省市要搞点小的，属于地方军工厂”，“三线建设要抓紧”，“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同时，还说“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有困难，要克服；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1964，党中央做出了迁建工作的决定，指示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建和扩建的同时，从一线往内地搬迁一些工厂、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尽快建成战略后方基地，完成备战任务和改善工业布局。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人委对上海工厂搬迁和生产任务安排等问题做了多次研究，逐步形成了在皖南、浙西等地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思路。在1965年5月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市委、市人委的基本设想是：按照华东局已指定的地方，在皖南黄山和浙江天目山一带建立上海的后方。在充分利用原有空关房屋的基础上，盖一些房屋，搞一些仓库，造一个医院，把市内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物、技术资料和一部分重要物资运去妥善保存。同时，打算搬迁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保证在战时仍旧能够少量地生产一些同国防军工、三线建设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产品。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以作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二、上海小三线的建设过程
上海小三线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历时24个年头。这24年中，上海小三线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1965年5月到1971年底，是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市委、市人委（市革委会）对上海后方的建设项目先后进行了六次规划，建立了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对外称“229”工程指挥部，后改名为“812”指挥部）和“507”工程指挥部，先后由罗白桦、韩克辛、张克宽等人担任负责人，具体领导和组织上海小三线的选点、勘测、设计和施工、安装等工作。
地质勘察和地形检测人员是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开路先锋。1965年10月，第一批勘查、测量人员就来到皖南山区，打响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第一炮。基本建设面临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勘查、测量人员跋山涉水自己开路，自己扛机器设备，自己搭工棚，足迹遍及皖南和浙西山区，为上海小三线建设规划选点和基本建设立下了第一功。地质部水汶二大队第三分队的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开进工地，在没有路，没有运输车辆的条件下，用肩扛、人抬、就地滚等办法，硬是把40多吨的机械设备运到工地。他们为了早日找到水源，不分昼夜地工作，国庆节期间也不休息，终于在90米地深度钻探到一个大的水洞，找到了丰富的地下水源，比原计划提前40多天完成了任务，为项目建设早日破土动工赢得了时间。通过勘查、测量人员大量的艰苦工作，保证了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按计划开工。
上海小三线施工力量主要由上海建工局所属建筑公司、安徽地方建筑公司和地方民工等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为承包上海小三线八十一个独立单位的基本建设任务，上海建工局派出第一、第二、第四建筑公司共十二个建工大队、二个安装大队，约一万余人参加小三线建设。安徽地方共支援二个建工大队，约400人和大量的民工。上海小三线基建所需要的大量材料，除“三材”（即钢材、木材、水泥）和建设小五金由上海供应外，其他材料，如砖、瓦、石方、黄砂、石灰、毛竹等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为了帮助地方解决物资供应上的困难，上海还调拨支援地方制砖机、轧石机、变压器等，并请来制砖技术员帮助各县砖、瓦窑厂提高制砖、烘烧技术，使砖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保证了小三线基建的需要。
安徽省各级党政组织对上海小三线的基本建设十分重视，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皖南徽州专区、池州专区都有领导参加229指挥部（后为812指挥部）和507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小三线建设涉及的县都指定一位县的领导和部门领导分工负责支援小三线建设工作；工区所在地县，都有一名县级领导参加工区领导小组工作；施工现场所在地都有数位公社、大队的负责同志参加施工现场建设领导小组。专区、县以及公社、大队干部亲自参加上海小三线各级基建组织的领导工作，帮助解决了基本建设中人力、物资、交通、用地等方面的困难，为小三线基建任务的完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作出了贡献。
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是在上海市各综合部门、各包建局的密切协作、大力支援下进行的。除了上海建工局承包小三线基本建设任务外，小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设备，部分是各包建局从现有设备中，将比较先进的部分成套无偿地调拨给上海小三线。对小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市交运局为满足小三线第一、二次规划项目基建的需要，派出606和807两个车队，及时把大量物资送到建设工地。随着第三、四次规划小三线建设项目增多，布点分散，交运局根据市革会指示，于1969年上半年组织汽车、内河运输等单位，开辟了上海至湖州、长兴、泗安的水运和泗安至后方各建设点的陆运线路，较好地满足了小三线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竣工投产后对运输力量的需要。市卫生局、第二医科大学在基建阶段，先后几次派出医疗队，为施工和设备安装及其他人员就医送药；市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及时提供充足的副食品。这对于稳定基建阶段的干部工人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小三线第一批单位的基建还未结束，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就着手研究搬迁工作。各包建单位党组织在搬迁宣传动员中，对职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以“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作为搬迁动员的指导思想，宣传国防环境的紧张局势，帮助职工树立备战观念。经过宣传动员，广大职工提高了对建设三线重要性的认识，激发起到小三线艰苦创业的豪情壮志。不少职工积极做好家属工作，踊跃报名，支援建设小三线的热潮在各个包建单位掀起，涌现出一大批以支援小三线为荣、以备战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勇挑重担、勇于献身的干部和职工。
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从1966年3月开始到1971年结束，历时6个年头，除6个单位基建处于扫尾阶段以及1971年以后零星规划8个单位外，60多个单位基本建设竣工，其中42个工厂陆续投产，以军工为主的综合性的上海后方基地在皖南山区已初具规模。
（二）从1972年到1978年，是上海小三线军工生产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各单位相继试制和生产了大量军品和部分民用产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了各项战备任务，为武装军队，建设国防作出了贡献。
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1972初，上海小三线有42个工厂建成投产，职工3万余人，各级党政工团机构也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常规兵器的生产和配套能力。原来基本建设时期建立的机构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73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1973年4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同意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定为市局一级机构，韩克辛任党委书记。1973年8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市国防工办联合发出《关于上海后方基地所属单位组织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后方基地党委对小三线所属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小三线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渠道，仍由上海有关工业局归口管理；年度生产、财务计划；以有关工业局为主编制，与后方基地共同商定下达；后方基地建立机电、电子、化工、轻工四个工业公司，分别管理有关基层工厂，贵池钢厂等作为后方基地直属厂。1975年3月，经市委批准，王祥举任后方基地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对后方基地党委进行了调整。
主要军工产品的试制、配套和全面投产。新四○火箭筒和火箭弹的试制和生产。“珍宝岛”事件后，根据形势需要，上海小三线的协同、协作两厂于1969年4月，接受试制生产“69式40”火箭筒、火箭弹（亦称为新四○）的任务。经过通力协作，1969年7月生产出样品，同年11月经上级批准召开产品鉴定会。通过鉴定符合图纸设计要求。1969年底试产新40火箭弹868发，经靶场验收合格。1970年起，根据兵器工业部下达的计划，新40火箭筒、火箭弹正式投入批量生产。从1970年至1980年共生产69式40毫米火箭筒52万具。1970年至1985年共生产69式40毫米火箭弹194万余发。五七高炮和五七榴弹的试制和生产。五七高炮和五七榴弹是上海小三线涉及企业最多，生产规模最大的军工产品。1969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达兴建“507”工程，规划新建和改造十八个厂。它的主体部分就是生产五七高炮和五七榴弹的九个工厂即：地处安徽贵池县境内的胜利机械厂等五个炮厂；地处安徽省绩溪县境内的燎原模具厂等四个弹厂；职工近万人，胜利机械厂和燎原模具厂分别为炮厂和弹厂的总装厂。五七高炮的生产线于1969年5月定点，1970年开始施工，边基建边试制。1971年转入批量生产，九年中共生产562门五七高炮。五七毫米电光杀伤榴弹生产线于1969年6月定点，1970年初步建成，设计生产能力每年40万发。从1971年起到1985年止，生产五七榴弹共403万发，最高年份生产60万发。在军工生产发展时期，上海小三线除生产了新四○火箭筒、火箭弹和五七高炮、五七榴弹两大主要产品外，还组织生产大量其他军用产品，如，炸药、八二毫米无后座力炮、67式木柄手榴弹、钢珠枪弹、水雷等，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数字式炮瞄指挥仪。
（三）从1979年到1984年7月，是上海小三线军转民，实行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贯彻国防工业“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积极开发民品。
军民品生产相结合格局的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给上海小三线政治经济生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1980年开始，由于国家压缩国防经费，军工生产任务急剧下降，民品生产项目一时又接不上，这给后方基地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1981年，上海小三线上交利润仅203万元，亏损企业竟达23户，约占全部企业的44.4%。与此同时，后方基地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职工生活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更加突出。当时生产、生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后方基地面临着十分严峻而复杂的新形势。主要包括生产出现困境，担扰上海小三线发展前程，职工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暴露得格外明显等。
1981年10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工办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报告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国防工办《下达小三线军工厂调整方案》的精神，按照“着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的原则，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小三线17个军工厂进行了调整，其中撤销5个。在保留的12个中，只有3个保留军品生产任务，其余均转产民品。
在实行军转民过程中，上海小三线企业先后经历了调整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改变业务领导体制、提高效益和扭亏增盈等几个阶段，通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民品生产不断发展，形成和基本形成电风扇、木壳台钟、离心水泵、电度表、电扇网罩等十条民品生产线。1984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88%，上海小三线基本完成军转民的重大改变。
1979年至1984年期间，上海小三线企业干部和职工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对生产结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军民品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上海小三线企业仅从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上海小三线调整要走新的路子。
（四）从1984年8月到1988年，是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小三线根据国务院对小三线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指示精神和经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19号文件批准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商定的协议进行分期分批地交接。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小三线的指示精神，1984年7月，上海市国防科工办提出了《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调整总的设想是：引导和组织上海小三线企业主要与郊县工业企业实行联合，与市属有关企业协作或者支持技术力量、劳动力，也可以与上海经济区内的各省市或其他省市实行联合；采用“收、交、关、改、撤”五种方法区别处理全部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中原从本市动员去的部分原则上可回本市郊区落户；由征地进厂的当时农民和不宜进大城市的人员，拟请安徽省就地安置。
为此，1984年8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了上海小三线的调整问题，确定了调整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走联营的道路”，“帮助地方搞活一批企业”，“人员要分批返回市郊，确保社会安定”的指导思想。会后，组成了有16个委、办、局参加的联席会议，负责研究确定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步骤，研究解决有关的重大问题，并由市国防科工办、计委、经委、农委、劳动局，以及后方局抽调人员组成上海小三线协调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协调事宜。
1984年8月14日至19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对小三线的调整，“要因地制宜，因省制宜”，“怎么能快点搞活就怎么管理，由省、市、区人民政府决定”。上海市政府于1984年9月，召开了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精神。10月，由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召开了上海小三线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分层次地传达贯彻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上海市委对上海小三线的调整决定。
1985年1月24日，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率领市计委、经委、国防科工办、财政局、工商银行、劳动局、后方基地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到合肥市与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郁昭以及省计委、经委、省国防工办、省财政厅、工商银行、劳动局的负责同志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事宜，于1月28日签订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
同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上海市、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上海市、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明确“上海市将皖南小三线企业交给安徽省时，要办理财政划转手续”。
1985年5月，由安徽省方面与上海市方面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根据“分类规划，调整改造、择优搞活、分期移交”的原则，确定上海在皖南的53个工厂、27个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交接。在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开始，召开多次会议，商定上海移交给安徽事宜。第一批交接工作始于1986年10月，至1988年4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的80个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当地，长达4年的交接工作结束。
三、对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思考
上海小三线是一个特定历史产物，从1965年起到1988年，在这24年里，上海数万职工同心同德，以大局为重，远离大城市来山区艰苦创业，其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当地政府和人民为了三线建设，作出的努力也是值得歌颂的。小三线建设曾起过历史的作用和贡献，但它毕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有其局限性。
第一、上海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当时紧急战备情况下的战备大动员，使大批军工干部和职工熟悉了在战时体制下能够迅速扩大轻武器生产能力，同时也是对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敌对势力的一种威慑。
第二、上海小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上海小三线先后在皖南山区、浙西临安等地建设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这对皖南山区和浙西临安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上海“小三线”建设改善了兵器工业的生产布局，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提供了大量轻武器装备。上海小三线生产的军品，在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兵器工业部的奖励。
在上海小三线建设和发展期间，由于受到当年“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加之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小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大量损失。主要表现：一是仓促上马，缺乏科学性。有些项目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成投产时因布局不合理不得不进行改建或扩建，造成浪费；有些项目为了追求速度，忽视工程质量，致使成为“豆腐渣”工程。二是片面追求经济结构上的“自成体系”。具体表现为在常规兵器方面追求自成体系系列和原材料、元器材、零部件方面的追求自行配套，造成战线长、摊子大、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进而难以为继。三是片面追求“进山、分散、隐蔽”。工厂布局，远离城镇，依托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小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追求自成体系，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同时，加之条件艰苦，管理不善，职工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越积越多，职工怨声载道，难以安居乐业。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
但是，这24年来，上海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队伍。历年来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干部职工有13人次，通过办学、上学和自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500名，有工程师、主治医生、经济师等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医务教育人员有800多人。上海小三线回沪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振兴上海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