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 性质之探析
■ 张勇
摘要：三线建设企业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三线企 业大多建在农村、山区。从人口密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户籍身份与社会差异、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 三线企业分别具有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特征。究其本质，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 “单位社会”。三线企业有着不同于一般单位组织的特点：地理位置偏僻，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更强，呈现 出文化孤岛特征；作为“嵌入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的社 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
关键词：三线企业；城乡之间；单位社会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64 年起，在中西部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②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它横贯三个五年计划，投入 2000多亿元巨资，建起了 110 多个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近 30 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相 关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成果。③对于三线建设所形成的这类数量庞大、影 响深远的企业，已有一些学者展开了研究。不过， 这些研究或论述其发展历程，或关注其经济调整， 或探讨其社会生活，大多侧重于实际问题的论述， 没有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三线企业的本质。笔者 曾在《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一文中，提出可以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单位制理论来探讨三线 企业，指出它们是一种单位社会，但限于主题和篇 幅，未能在该文中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因而，笔者 拟续接前文，在探讨三线企业的形成背景、选址环 境、社会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深入剖析 其社会本质，以深化三线建设及三线企业的研究。
一、三线企业的形成背景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20 世纪 60 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针对 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做出了这一战略决 策。1960 年代中期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紧张，面 临着来自苏联、美国等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毛泽东、中共中央出于国家安全 的考虑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决 定进行大规模的后方工业建设。因此，国防备战 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动因。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基于我国工业布局调整的考虑。建国之 初，我国的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地区工业基础尤其是国防工业薄弱。在均衡 发展思想和战备形势的影响下，毛泽东等人试图 通过一、二线地区支授三线地区，来改变我国不合 理的工业布局。除了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这两个 动因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反修防修”的考虑、 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也是国家进行三 线建设的原因。
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后，国务院会 同有关部门对建设目标、总体布局和计划实施等 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随之在三线地区展 开了长达 17 年的大规模建设。三线建设大体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1964 年～1970 年为第一阶段，投入 资金 560 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48 ． 5％；1971 年～1980 年为第二阶段，投人资金 1492 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36．4％。其 中，1965 年～1966 年、1969 年～1971 年形成了两 次建设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 1964 年下半年到1965 年国家便在西南、西北部署了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 300 余项，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 400 个。当时的三线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倾全国之 力来进行的。因此，在短短的 10 多年内，中西部地 区建设了包括交通、国防、原材料、能源、机械、纺 织等产业在内的 1100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 单位和大专院校。在所有的三线项目中，建成的工矿企业的数量最多。 根据形成方式，三线企业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新建型、迁建型和改扩建型。新建型是原本没 有该企业，三线建设时期才在三线地区新建的企 业。迁建型是将原一、二线地区的企业搬迁到三 线地区所形成的企业。改扩建型是三线地区原有 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改建或扩建后形成的企业。④ 建设时期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国家将东 部地区最好的设备、技术、人员支援内地，采取老 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 的办法，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一个完善的后 方工业基地。当时，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以“一分 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迁入内地，或并入内地既有 企业，或另建新厂，因此三线地区以新建型和迁建 型的三线企业居多。例如，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 区有 42 家军工企业，其中，新建和迁建的就有 31家。⑤甘肃天水地区有 37 家三线企业，基本上都是 新建型和迁建型企业。这些新建和迁建的工矿企 业在选址时要求严格，需遵循相应的选址原则。 当然，不论哪种类型的三线企业，都是当时特殊历 史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二、三线企业的选址及环境
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三线企业在选址时普 遍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根据毛泽东 “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周 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 址原则。1964 年 7 月 1 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 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 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 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 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8 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 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 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 几个城市或点。”当月，国家建委召开ー、二线搬迁 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 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其总的精 神是想使三线工业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适应现代 战争的要求，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 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企业和科研单位也打 不烂、炸不垮，能够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持前线。 这个方针原本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高的军工企业 选址，但后来被当作三线企业普遍的选址要求，在 执行过程中还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转变成“靠山 分散、进洞”（简称“山、散、洞”）的要求。
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 大部分三线企业都远离城区，分散建在农村，甚至 偏远的山区。例如，陕西新建的 400 多个三线项目，近 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 48 个县、450 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 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 式”布局。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 28 个单位分散在 2 个地区、7 个县的 3000 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 6 个自然村落中。西南地区 多山，三线企业更是分散到了各地的农村、山区。 例如，原航空工业部在贵州省的 01 基地，下属 47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在毕节、安顺、遵义3个地区和贵阳市的 9 个县、区内，纵横 300 多公里。重庆市的 118 个三线单位，也大多分布在周边的山区。据 南川县参与选址的人员回忆，国务院相关部门从 1965 年起，先后到南川的 14 个乡镇有山、有河、有洞的地方选厂，一个多月就进沟 30 余条，钻洞 40 多个。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南川兴建了宁江机 械厂、天星仪表厂、红山铸造厂、红泉仪表厂、庆岩 机械厂等 5 个兵工厂，这些企业全都建在偏僻的山区，甚至山沟里。有学者指出，三线建设并没有带 动整个三线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前进，原因之 一便是受三线企业“靠山、分散、隐蔽”布局的影 响。总体来看，虽有少数三线企业建在城市，但一 般都是在城市的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而大部分 工矿企业建在了偏僻农村或山区，处于一种相对 封闭的环境之中，对其社会结构、生活及文化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
从地理位置和环境来看，三线企业大多位于 农村地区。那么，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三线企 业具有的是乡村社会的特点，还是城市社会的特征呢？
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人口学家、地理 学家较多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空间结构等 外在形态。例如，国际统计学会以 2000 人为准，在 此人口数以上的地方为城市，以下为乡村，这个标 准为许多欧洲国家采用。美国人口学家韦尔考克斯主张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在千人以上的地方为 城市，而美国地理学家耶弗逊主张每平方英里人 口密度在 1 万人以上的地方为城市。社会学家则 更多关注其组织形式、社会结构、功能发挥、社会 关系等内部特征，并进行过许多比较研究。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社 会区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分别对应于乡村 和大城市两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认为后者是 个人主义的，受法理和理性支配，而前者是集体主 义的，受感情与传统习俗支配。法国社会学家涂 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 纽带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类，以此来 区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开创了另一种城乡类 型学分析模式。另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则从居 民的心理特征来区分城市与传统乡村，认为都市 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导致了都市生活的诸多特征，而乡村迟缓的生活节奏与其居民的心理特征相对 应。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关注城市的 空间布局，更注重于城市各个结构组织部分相互 之间的功能分化与联系。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路易 斯・沃斯关注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认 为城市中人际关系主要为次级关系，社会关系趋 于匿名表面化和短暂化，居民及群体生活具有异质性。
综合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乡村社 会和城市社会的对比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我们可以从人口密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户 籍身份、社会差异、社会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三线企 业的社会特征。三线企业通常在一个较小的空间 范围内汇集了几千甚至上万人，人口密度较大。 这些企业主要从事工业化生产，区别于周边地区 的农业生产，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 火种”的分隔状况。居住在厂区的人员，除了为数 不多的民工和部分家属外，大部分人都具有城镇 户籍，显然官方将他们纳入到城市人的管理体系 中。由于我国在当时业已确立严格的城乡二元分 隔体制，户籍制度的藩篱基本上阻断了周围农村 人口进入三线企业成为产业工人的可能性，使得 三线企业的职工与周边的农村人分属两类户籍世 界。同时，三线人在吃穿、住以及文化娱乐、福利 保障等方面皆有别于周边的农村人，有着独特的 厂区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三线企业内部的职业 分工较为简单，职工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基本相 同，社会角色也较为相似，因而社会内部的差异性 不大，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在同一个封闭的环境 中，三线人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关系亦非常密切。 正如有文章指出，“三线职工都生活在亲缘和地缘 关系交织而成的这张关系网”“每个职工家庭，便 是关系网上的组结，有的父子变成了同事，上下级 变成了亲戚，谁和谁都不能不沾亲带故。血缘、姻缘、人缘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关系网”。可见， 三线企业属于“熟人社会”的类型，这和乡村社会又有相似之处。
表 1 三线企业各方面的社会特征
通过前述分析和表 1 可以看出，在人口密度、 生产方式、户籍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三线企业 具有城市社会的诸多特征；而从地理环境、社会差 异、社会关系等方面来看，三线企业又具有乡村社 会的部分特点。因此，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形 成的三线企业，应该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
四、三线企业：一种特殊的单位社会对于三线企业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目 前学界尚未有研究者专门剖析其社会本质。仅笔 者在《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一文中，简 单指出它们是一种单位社会。下面将作进一步阐述。
单位，是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 形式。一般认为，单位组织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 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国家兴办、 相对独立地承担经济生产或社会事业发展职能， 并代表政府对其成员实施管理、提供福利服务的 组织的总称。它既是一个“就业场所”，也是一种 再分配体制，还是整合社会成员的有效机制，因而 拥有政治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控制三位一体的功 能，具有功能合一性、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契约 关系、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特征。单位是一个小 型社会，个人不可能脱离它而独立生存，而单位本 身也是通过依靠国家来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在单位社会里，人们相互熟悉，没有陌生人，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同时，个人与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而变得异常地紧密。人们从摇 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
单位主要包括我国的党和政府机关（行政单 位）、国有管理及职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企业单位）三类组织，国有企业是第三类单位。 三线企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大力支持下营 建起来的国有企业，它和其他单位一样具有经济、 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企业的全部经济活 动，包括原料供应、生产销售、劳动力使用、报酬支 付、利润分配，都由上级行政机构根据计划控制， 严重依赖国家的调控。工厂通过健全的党群组织 对工厂的行政管理进行监督，直接行使行政管理 权，并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 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以达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代表国家对职工负起生 老病死的无限义务，向其提供就业、住房、医疗、娱 乐等社会保障服务。加之地处偏僻的农村、山区， 三线企业为寻求生存，不得不搞“小而全”、“大而 全”，尽可能做到配套一条龙，工厂里的各种生活、 医疗、教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 会。例如，四川彭州的锦江厂、岷江厂、湔江厂“都 建了各自的子弟学校（及后来的技校）、托儿所、电 影院、篮球场、商店、蔬菜店、煤店等等，生产、生活 设施，应有尽有。锦江厂还建了一座很有点规格 的招待所，让湔、岷两厂望尘莫及。湔、岷两厂也 建了一座有 100 张病床，占地 25 亩的职工医院。” 这其实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位社会。因此，究其本质，三线企业就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单位社会。
由于地理环境和形成背景的影响，作为一种 特殊的单位社会，三线企业有着不同于普通单位 组织（包括其他国有企业）的一些特点。首先，其 他类型的单位大多位于城市，而三线企业受选址 方针的影响，大部分都建在偏僻的农村、山区，甚 至大山的山沟、山洞中，因而极为封闭。例如，贵 州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 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群众感慨道： “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在这样的环境下，三 线企业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就体现得更为明 显，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文化孤岛的特征。其次， 三线企业在兴建过程中，大多是新建或迁建，由此 产生了一个个分散的“嵌入式”企业。这些企业有 不少职工是迁来的外地移民，因而在企业内部的 “熟人社会”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这与 历史上的贵州屯堡人、新中国的建设兵团颇有相 似之处。⑥再次，除了外来移民外，后来三线企业 也从当地大量招工，使得企业人员来源逐渐多元 化⑦，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 在这里产生了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三线企业独特 的“厂文化”。有研究者指出，三线人在数十年磨 合中，虽有老乡、校友、知青、农转非等亚群体，但 整体意识、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却使整体气质趋于 保守、惰性，使得三线人具有内敛、祥和的“单位 人”“厂矿人”气质。
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的社会状况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企业实行政企 分开、扩大自主权，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国家一单位一个人”之间的强制性依附关系急剧减弱。 同时，在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国有企 业所承担的住房、养老、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社 会保障功能基本市场化，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逐渐弱化。此外，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时，地址偏 僻的工厂大多进行了搬迁或改造，和周边地区有 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伴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原来“企业办社会”的 多元化职能必然回归社区。因此，一些三线企业 正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这是三 线企业社会变迁的一种主要趋势。当然，目前三 线企业的情况十分复杂，或破产倒闭，或继续存 在；或留在原址，或搬迁新址；或改制，或合并。不 同处境的三线企业，其变迁情况也不一样。当代 三线企业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企业是特殊历史背景下 形成的产物。从地理位置来看，由于受“靠山、分 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三线企业大多建在农 村、山区，处于一种偏僻而封闭的环境之中。从社 会特征来看，三线企业在人口密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户籍身份与社会差异、社会关系等方面分 别呈现出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究其 本质，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 殊“单位社会”。同时，三线企业又有着自身的一 些特点：和城市中的单位组织相比，三线企业的地 理位置偏僻，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更强，一定程度 上呈现出文化孤岛特征；作为“嵌入式”企业，内部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地文 化、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这里进行碰撞与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 业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变迁过程复 杂而漫长，主要趋势是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 社会”转变。
在单位研究领域，目前学界一般都是将“单 位”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组织和制度纳入研 究视野，对不同类别的单位组织研究较少。⑧作为 一种特殊但广泛存在的单位组织，三线企业的研 究能丰富“单位社会”的研究类型，进一步发展单 位制理论，理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原文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0 期）
【作者简介】
张勇，1977 年生，重庆人。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博 士，重庆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
①［基金项目］重 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 目“ 四川地区三线建设企业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13ZDL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8ZD097）。
②此外，还有小三线建设地区。
③ 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10 期，段 娟：《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张明，《近三十 年国内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研究概述》，（三峡论坛）2014 年第 2 期
④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有时新建、迁建、改扩建互有交叉。
⑤参见王毅：（三线建设中的重庆军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军事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⑥关于屯堡人与三线人的相似性，已有学者意识到，具体可参见吴斌、李建军：《一个电堡家族的变迁： 在国与家之间》，载《中国人文田野》第五辑，巴蜀书社 2012 年版，第 161－162 页。
⑦三线企业职工的来源，主要有外迁职工、大中专毕业生、招工人员（包括知青）、退伍转业军人等。
⑧ 目前，仅见田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单位制”、刘平对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等单位类型进 行了探讨。参见田段弱、思：《“单位社会”的终结一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社区建 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一以限 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究）208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