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
论“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
摘 要：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黔、川、滇与陕、甘、宁、青等西南、西北7省(区)的工业落后状态，促进了我国西部的工业化，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西南、西北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同时，推动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类型的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为其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三线建设；西部；城镇；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工业布局，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云、贵、川与陕、甘、宁、青等西南、西北被称为“大三线”的省(区)，随着现代军工企业的建成投产、公路与铁路等运输网络的形成、邮政电信等现代通信手段的运用、大批科技人才的到来，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上述地区不仅涌现出贵州六盘水，四川渡口、绵阳，甘肃金昌，云南曲靖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为适应三线建设需要而兴旺的城市商业，城市与乡际之间道路的通车、供水供电设施的开通、各类住房的建设，对当地原有城镇的发展都产生了推动作用，并为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积蓄了能量，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
三线建设既是国家在非常时期对国防工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也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东西部巨大差距所作的一次全局性结构变革。对于当时被称为“大三线”的西南、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实施，大范围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向这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注入了地域经济的活力，为后来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工业基础。
一般所说的“大三线”，主要包含西南与西北两块地区，共7省(区)。其中，西南3省，除四川外，云贵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省；西北的4省区除陕西外，宁夏为自治区，青海为民族省，甘肃少数民族众多，总体说来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三线建设中，针对上述七省(区)的的情况，结合战略需要，国家在建设项目安排上进行了区分。
三线建设前的西南三省，四川、云南的工业基础都比贵州强。三线建设中，四川的情况是：东部山区、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的工业人口也多。其中，成都接收的主要是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的主要是核工业与电子工业。云南省因为既是后方又是前方这样一种特殊地位，基础工业的骨干项目、交通运输业被纳入该省三线建设的重点范围。除贵昆铁路全面复工1966年7月正式营运外，耗资33.1亿元的成昆铁路的建设也是三线建设中的重点项目。其他有兵器工业、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在云南，除国防军工业外，又配套建设冶金、有色、机械、煤炭、电力、化工、森工、建材等工业。国家相继在云南昆明及各地州(市)、县都办起了一批电子工业厂点，到1971年全省共建成53个厂点。1966年，中国鱼雷事业的科研试验基地也定点云南。[1]贵州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贵阳主要接建设、建立了一批光电工业，安顺主要发展飞机工业，黔东南的重点在电子工业，黔北则主要为航天工业。
西北四省(区)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与西南情况有所不同。建设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为陕西省，该省由于地处大西北内陆省份的重心，境内山川连绵，具有独特战略地位和地理特点，确定的建设项目多达243个。这批企业主要分布在西安、渭南、咸阳、宝鸡、安康、商洛、延安、汉中等地。有关统计显示，三线建设期间，陕西省总计完成投资28.38亿元，新建、迁建的国防工业项目有航空工业等33个之多。[2]
甘肃、青海两省与宁夏自治区的三线建设，铺开的面与规模，虽然不如陕西，同样也很可观。甘肃以兰州成为全国三大铜加工基地之一，建成了6000吨氯化稀土生产线；兰州炭素厂制成了我国首批核反应堆特种石墨。金川公司于1964年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形成我国第一条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此外，甘肃还形成以兰州、天水为主的制造中心。西北的电子工业分布在兰州、秦安、平凉、定西、靖远等地。第一颗人造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成功发射，使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航天大国的行列。青海的三线建设主要集中于以生产铣床、重型车床、大型拖拉机、内燃机、电机、电器制造、轴承、标准件制造等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三线建设最突出的是1965年由辽宁中捷友谊机床厂，整体搬迁至宁夏中卫县，建设为宁夏大河机床厂。被称为“塞上煤城”的石嘴山，在三线建设中亦得到快速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西南、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并非都是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内迁，这场大规模建设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量基础工业的新建。其中如位于陕甘宁盆地的长庆油田、位于川滇交界地区的攀枝花冶金工业、位于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都属于大三线建设中为西南、西北地区奠定工业基础的重要工程。
正如中国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陈东林等2014年10月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曾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宋平进行采访时，宋平同志所回答的那样：“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3]
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通过大三线建设，国家在西部地区先后建成了45个重大工业产品的科研、生产基地。不仅使西南三省、西北四省(区) 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更使这片原先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欠发达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随着20余万三线科研技术人才和大批先进生产设备的到来，公路、铁路的兴建，大量现代通讯技术的使用，新型建筑施工技术的推广，为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和一大批古老城市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二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城市曾经是工业革命的摇篮，但对欠发达地区来说，从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变，却需要工业的发展作为基础。
我国西部地区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多源文化的源头，又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汇处，但自唐宋以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位置逐渐下降，加上自然环境的制约，逐渐与东部地区拉开了差距。这种差距随着国家的近代化进程逐渐加大。三线建设的实施，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却从投资分配的角度，改变了东西部的比例。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向西部先后投资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企业2.9万个，形成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45个。”[4]134这些成就，使西部地区初步呈现出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局面，为其后国家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的城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三线建设中，西部地区涌现出的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多达30个。在这30余个新兴工业城市中，属西南、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对三线建设整体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号称为“煤都”和“凉都”的贵州六盘水市、地处川滇交界处有着“中国钒钛之都”之称的渡口市、作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四川德阳市、云南省的曲靖市、陕西省的新兴资源型工业城市榆林市、作为攀西城市群中核心力量的西昌市，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甘肃酒泉市、连接西北与华北的第三大铁路交通枢纽的宁夏中卫市等。此外，还有许多由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因小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
中国近代工业城市的出现是与近代工业的兴起相依相伴的。早期的工业城市大多集中于沿海。西南、西北等地区的官办与民族工业，基本上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深入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且大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在工业与城市布局上，不仅东西部、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就在内地每个省的省境内部，形成初步工业生产能力的城镇与边远民族地区之间也有着天壤之别。三线建设中，为了保证安全，中央要求内迁或新建的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5]于是，地处边远，有着崇山峻岭，地形地貌复杂的西南、西北地区，尤其是那些原先没有工业基础，但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深山沟，被选择作为建设基地。
关于三线建设中的新兴工业城市，从城市建设的基础进行分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根源资源蕴藏调研结果与战略需要，在非城市地区集中新建的新城，这类城市数量不多；另一种是根据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在战备安全有所保障的老城进行拓展扩建的工业城市。属于第一类的城市主要有贵州的六盘水、四川的渡口(攀枝花)、甘肃的金昌及并不属于西部7省(区)的湖北十堰。其中金昌地处河西走廊中段，自然条件严酷，三线建设中因矿而兴企，因企而设市，缘于盛产镍被誉为“中国的镍都”，并成为西北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代表。十堰市在湖北境内，不属于本文论及范围。就三线建设全局来看，在无旧城依托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中，六盘水市和渡口市应该是最典型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前，贵州省只有两个省辖市，除作为省会的贵阳市外，便仅有大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六盘水这座重工业城市。六盘水市的兴起与发展，较完整地映射出三线建设中，西部新兴工业城市崛起的过程。1964年，为了开发贵州西部六枝、盘县、水城一线的煤田，国务院决定成立“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以及四川、云南几个重点矿区的建设，指挥部设于六枝。1965年，根据矿井建设分布情况，相继设立六枝、盘县、水城矿区建设指挥部与矿区政府。“1966年2月，改设为水城特区(由水城划出8个公社，威宁划出2个公社组成)、盘县特区(由盘县划出10个公社、云南宣威划出2个公社组成)六枝特区(由郎岱县划出4个公社、普定划出3个公社、镇宁划出1个公社组成)”。[6]1970年，国务院批准撤销“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成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将已经成立的3个特区与郎岱、水城、盘县3县合并，改为3个县级特区。同年，水城发电厂、水城水泥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城市初步形成了以煤炭工业为基础，以钢铁、电力、建材为骨干的工业体系。1978年12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六盘水的地区建制，设置六盘水市，为省辖市，市机关驻水城镇。至此，一个在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便在紧邻黔中的贵州高原西部诞生了。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中西部地区新兴工业城市崛起的又一典型代表。仅仅“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7]135，这不仅在中国城建史上是一个奇迹，在世界上也鲜有先例。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在中央高度集权与统一控制下，国家坚持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的指导原则，向攀枝花钢铁项目基地配置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形成了以国家调集财力、物力、人力集中开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会战’方式，建成了一个新型的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保证了攀枝花建设的顺利开展。”整个建设过程体现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8]这种优越性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可贵财富。
攀枝花由于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丰富、资源优势配套完善，同时具有地形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1964年5月毛泽东曾指示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9]此后，由于党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终于在西南腹地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基地。攀枝花这座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城市，不仅展现出整个西南新兴工业城市的风采，至今仍是三线建设者的骄傲。
从有利于战备需要出发，依托旧城发展国防、能源、冶金、制造、交通等行业，拓展城市空间，推进传统城市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变，也是三线建设中西部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当中，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省区首府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始终是所在省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城市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商业与物资量的扩大，都需要通过这些城市来解决。随着内迁或新办厂矿的建成投产，城市的近代化程度明显增强。兹以贵阳、成都两市为例。
在贵州，三线建设在时间上延续了15年左右，影响所及几乎广达全省。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区为例，三线建设涉及范围很广，行业与门类也很多，首先进入的是钢铁企业。1964年10月9日，冶金工业部正式决定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号吨电炉、本溪钢铁厂的两台锻锤设备迁到贵阳钢铁厂，之后，经过1966到1968年的大批搬迁，内迁到贵阳地区的三线建设企业达到30余家，总人数达10万余人。三线建设时期迁到贵阳的厂矿构成了贵阳市新的工业布局。继1965年川黔铁路通车以后，贵昆、湘黔铁路相继通车，加上此前已经通车的黔桂铁路，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航空方面，三线建设时期贵阳新增加上原有的航线增加到31条；加上1965年多路载波机与大滚筒新闻传真机开通，到1971年，贵阳市已形成由公路、铁路、航空、邮政通信网共同组成的对外联络通道，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近代工业城市的基本特征。
三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都的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原为消费型城市的成都，并没有多少工业基础。三线建设展开后，成都为西南三线建设的中心。三线建设期间，四川共投入建设资金335亿元，占建国以来在四川总投资的80%左右。国家在成都“投资新建、扩建、改建了成都飞机公司等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成批企业的调迁、兴建和投产，充实了成都工业的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大增强了成都机械、电子元器件和军事装备制造能力，使成都在全国同行业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三线建设启动后，成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科学文化中心，以机械、冶金、电子、化工、纺织、食品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占主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该市“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至41.19亿元，已经占到全省的18.3%”。[10]
西北地区省城以外的城市中，贵州的安顺、云南的曲靖、四川的绵阳与德阳的发展颇具代表性。
安顺在三线建设中是国家航空工业的重要基地。根据中央的工业布局，1965年8月国家确定将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生产企业及配套企业，即主机工厂与相关专业化工厂布局在安顺。“计划建飞机主机工厂4个，发动机主机厂4个、附件厂4个、电器厂8个、其他专业厂11个。从1964年开始，全国16个省市的35个航空工业企业，对贵州的航空工业进行了对口搬迁、对口包建和对口支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鼓舞下，各厂均挑选优秀管理干部、技术人员、生产工人奔赴贵州，总人数达到1.67万人。通过三线建设，具备良好技术、设备、人才优势的航空工业，使安顺成为贵州航天航空、精密仪器、机械产品加工和汽车及其零部件生产的重要基地。”[11]极大地提升了安顺城市近代化的水平。
曲靖是云南省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这座城市在1949年时，只有一家火柴厂是唯一的工业企业。在三线建设中，大批军工企业落户曲靖，相继建立起云南机器五厂、云南模具三厂等10余家军工厂，并以化工为主建成十几个规模不等的企业。上述企业中，云南机器五厂的规模最大，该厂于1966年筹建，1971年开始生产军工产品，1980年调整后，转产蓝剑牌130汽车，成为西南地区生产轻型载重汽车的大型企业。三线建设“奠定了曲靖市工业的基本格局，改变了1965年前以轻工业为主的状况”。[12]加上城市地处滇南交通枢纽，通过三线建设遂得到了迅速发展。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曲靖、沾益两县合并建市。地处滇南要冲的开远市在三线建设中从生产化肥、硝酸铵，到以褐煤为为原料生产化肥，经过扩建后形成褐煤造气制氨的生产能力，成为年产合成氨9万吨，磷酸钙10万吨的大型化肥企业。开远水泥厂亦是云南省的主要建材生产企业。
绵阳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1965年下半年开始，国营曙光机械公司等单位陆续从青海等地迁来梓潼。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商业部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等一大批国家级重点科研机构都落户绵阳。其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江油高温合金和特殊钢生产基地的长城钢厂、绵阳粮食机械厂、普明机械厂、东方绝缘材料厂、第五机械工业部朝阳机械厂等先后建成投产。到70年代中期，国家前后累计在绵阳地区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近40个，绵阳初步形成了以军工电子、冶金机械和建材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一座依托老城的新兴工业城市就此在四川崛起。
德阳别称旌城，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东北部。德阳市是成渝经济区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和成都经济区的重要增长极，作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生产了全国45%以上的大型轧钢设备，也是世界最大的铸锻钢制造基地。该市的发电设备产量全球第一，石油钻机出口全国第一。全国60%的核电产品、40%的水电机组、30%的火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20%的大型船用铸锻件由德阳制造。德阳的发展与三线建设关系密不可分。
三线建设时期，西部新兴工业城市的涌现与城市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新兴工业城市或在没有城市基础的荒野新建，或依托旧城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为当下我们正在致力的城镇化建设，从基础设施到城乡结合方面创造了条件。
三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大都经历了从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再向现代城市发展的阶段。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城与市的结合，其功能主要是作为政治首府、军事中心、商贸交易场所和宗教活动地。由于主要是农村供养城市，工商业所占的份额很小，经济力量薄弱，因而一般在城区都是步行或只有少量车辆行驶，街道狭窄，信息传播缓慢。近代城市则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由消费为主变成了生产为主，各种现代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的使用得到了推广，城市的经济力量增强，因而发生了城市统治农村的转换。
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直到20世纪中期，仍处于由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缓慢转变的阶段。这种情况直到三线建设全面开展，才因国防工业为主导的一系列工业门类的建设，大量工厂的诞生促发急剧变化。
三线建设对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是显著而强力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既在一些没有城市基础而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的荒芜之地，创建出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又依托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一些地处战略要冲的旧城，平地起高楼式地开展工业建设，形成了或以线带面，或以面连线的新兴工业群落，有效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通过对西部地区三线建设情况的考察，不难发现，历时十余年的大三线建设对西部城镇发展的极大推进。
首先，三线建设使西部7省(区)诞生了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和新的工业区，使各省(区)得以建立相对独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工业基础体系，事实上成了所在省(区)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增长极。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以后，这些通过三线建设培植起来的，具有自身特定功能的经济增长极，，必然转变成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成为提升工业生产在当地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比重，推动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以黔、川两省为例。在贵州，除贵阳、安顺外，国家在黔中其他地区也兴办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企业。如位于黔西县的贵州国营红林机械厂(143厂)，位于平坝县夏云镇的贵州国营红湖机械厂，选址于惠水、龙里、贵定及其他县的军工或后勤工厂企业等。这些厂点的形成，共同推进了黔中城镇群的形成步伐。而黔东南的凯里、黔南的都匀、黔北的遵义等地区中心城市，也因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形成了不同的工业门类，加快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四川最典型的是绵阳专区工业的迅速发展，随着西南重机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数十个工业企业、研究院所、轻工工厂的建立投产或开展研究工作，该地区的德阳、绵竹、江油、绵阳、广元、梓潼、剑阁、安县、旺苍等十余县市，都发生着从传统农业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近代城市的转变，[7]157这种变化，无疑构成了未来绵阳工业城市群落的刍型。
其次，三线建设以跨越式的方式，推动西部城市由相对落后，主要依赖农业经济支撑的传统城市，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由城市主导农村的近代城市转型。
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建设发展，西部各省(区)间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加上体制资源配置上的问题，不仅与东部发达地区拉大了差距，自身各省(区)间也发展很不平衡。60年代初期，国家的财政投资以加强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和轻工业建设为主，西部地区所占投资份额很少，这就导致了这一地区发展的迟缓，总体上看，无论省会等中心城市或是地区首府，大都还处于农村统治城市的状态，尤其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城乡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后，1966年到1970年，内地的基本投资一下上升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而三线地区的11省则占到了53.5%”。[4]133加上成昆、川黔、贵昆铁路的通车，极大增强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为城市在城乡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的建立，推动城市转型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三线建设对西部城市发展的上述推进，在各省(区)都是十分突出的。以贵州省为例，三线建设使贵州“相应地进行了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工业部门的建设，形成了贵州工业的基础”。[13]贵州的三线建设不仅促进了全市县在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上出现嬗变，城市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除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六盘水外，贵阳和遵义逐渐发展成综合性工业城市。此外，安顺、凯里、都匀等城市的工业经济都有了迅速发展。伴随城市新功能的生成以及城市本身多种服务功能的建立，吸引了人口聚集并推动城市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与城市发展同时出现的变化是城市附近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的兴旺。在陕西，因为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取得了明显成绩，不仅扩建、新建了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等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改善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同时，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能源、冶金、航空、航天、机械、电子等企业的新建，加上轻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设投产，对城市的转型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三线建设以一种突进的方式，使西部城市体系得以发育，城市规模得以扩展，城市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在三线建设中，为适应来自于沿海与内地相对发达地区各类人员的工作与生活需求，城市建筑、交通工具、道路建设、文化卫生机构等方面都不能再沿袭西部 城市旧有的传统，必须引进许多带有近代元素的设施，并将近代城市的理念注入到了古老的西部城市生活，这在客观上是对城市近代化的一种推进。
成都城市的变化能作为三线建设期间西部地区城市的代表。在这一时期，成都迁建和新建了一大批企业，特别是骨干军工企业的建成投产，大大增强了城市工业的实力。尤其是增强和提升了城市的经济实力，“到1977年，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4010户，实现工业总产值36.53亿元”，[14]城市统治农村的格局由此而形成。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导致了成都城市建设的质变：道路拓宽了，基础设施改善了，文教卫生机构逐步健全，服务于工商业需要的各种部门陆续建立，包括领导层的城市管理思维，也顺应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开始发生思维上的转换。再以贵阳为例，“由于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一批以国防工业相关的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从华东、东北相继迁入贵阳郊区及周边专区和邻县，这样，由城市通往花溪、乌当、白云、小河的道路得到了拓宽改造。其中，贵阳通往花溪陵园孟关的战备公路也开始修建。”[15]
在城市服务领域方面， 自从大三线建设开始，绵阳地区为确保工业企业的后勤需要，有计划地提升蔬菜副食品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德阳、广元等地同样将服务好工业基础、工业体系作好后勤服务当作重要任务来抓。随着三线建设规模的扩大，三线人口在我国西部 地区不断增多。据统计，仅绵阳专区1965年6月末全区就新增6万多人,到第二年一下增加到15万，以后逐年还在不断增加。三线人口的增多，使城镇蔬菜副食品供应面临越来越大压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政府“1965年安排蔬菜种植计划8000多亩,比原规划净增5000亩，增播1.5倍。同时在绵阳、德阳等八县建立专业蔬菜队68个。1966年和1967年实播面积又逐年大幅增加，分别达到1.5万亩和2.15万亩，才基本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16]这些措施既稳定三线建设队伍,保障了工程建设进展，城市的发展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
长达十余年的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云、贵、川和陕、甘、宁、青西南与西北七省(区)城市发展的步伐。近代城市与古代城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近代城市的发展是需要工业作为基础的。三线建设给工业滞后的上述七省(区)所带来的数以百计的工业企业，为西部城市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蓄了其后城镇化建设所需的巨大能量，这是研究三线建设时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杨林兴.三线建设与云南的发展[N].云南日报，2009-11-27.
[2]孙强.从“打不烂的战略后方”到奠定陕西工业基础——专访原陕西省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副主任文纯祥[N].华商报·原点周刊，2014-6-26.
[3]武力，陈东林，郑有贵，段娟.宋平谈三线建设与工业布局[J].国家人文历史，2014(18)：46.
[4]方立，主编.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5]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J].党的文献，1995(3)：28.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贵州(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35.
[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段娟.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D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12-11-21.
[9]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1964—1967年)[Z].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编资料)，攀枝花档案馆馆藏：6.
[10]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1):48.
[11]范松.黔中城市史——近代化的艰辛历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237～238.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云南(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42.
[13]唐玉芳，编著.贵州当代发展史稿[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317.
[14]李秀中.成都60年：从三线建设到城乡一体化[N].第一财经日报，2009-9-23.
[15]贵阳市建设局，编.贵阳市建设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27.
[16]李崎.“三线建设”与巴蜀城市化进程[DB/OL]中国红色旅游网，2014-9-10.
[责任编辑：申凤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3-15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