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与实施经验 构建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机制

						
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与实施经验
构建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机制
 
郑有贵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国家受外来战争严重威胁和沿海与内地发展失衡，将约束整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审时度势，果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集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和改善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布局有机统一于一体的重大战略的实施，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贫困陷阱”而无力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难题，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探索形成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的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构建帮带协作机制，传承和弘扬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线精神，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构建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的良好机制。
一、三线建设战略构想和实施中发挥政府不可或缺作用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有助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圆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要义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难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全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跨越三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线企业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以及三线建设中培育起来的骨干企业和城市勇于改革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从历史与现实乃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看，三线建设不辱使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曾经有着并将持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首先，中西部地区迅速生成了以现代工业为引领力量的新的生产力，改善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失衡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存在着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改变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区域布局失衡的命题，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①]1963年9月6日，毛泽东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所加的一段话中指出，“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②]1964年5月27日，在面临国外核武器打击威胁的紧张局势下，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③]他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的较短时间里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④]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三线建设在承担起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战略纵深布局重任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的改善，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抑制并扭转了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或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恶化态势。1952年至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内地为11.6%，比沿海的9.9%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的10.5%高1.1个百分点；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29.2%提高到36.7%，钢铁、煤、电、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棉纱、机制纸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分别由8%—30%上升到36%—60%。[⑤]
其次，三线建设迅速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是通过三线建设，建设形成一大批比较完整配套的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航空、常规兵器、战略核武器工业基地。例如，在山重水绕的不见经传的攀枝花建成钢铁基地，在六盘水建成“江南煤都”，而传统农业区的德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成为全国三大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的骨干基地之一。二是通过三线建设，成长起一大批骨干工业企业，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三线建设中，不仅实现了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区的聚集配置，还在建设进程中攻克一道道技术难题而不断开拓创新中锻炼成长起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并为当地输送和培养了多种人才，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和人才支撑。四是在三线建设中，实施了包括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及大量的公路建设项目[⑥]，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改变了中西部地区交通闭塞不畅的状况。例如，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成，使攀西地区3000多万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实现了跨越式改善。五是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生长起一大批新的城市，如在山沟野岭成长起来的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传统的小县城由于注入现代化工业要素而发展为都市和交通枢纽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遵义、都匀、凯里、安顺、曲靖、宝鸡、汉中、铜川、天水、平顶山、南阳、襄樊、宜昌、格尔木等[⑦]，成为了辐射带动周边乃至范围更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较好工业基础、被中央和四川省委定位为“西南三线地区的‘小上海’”[⑧]的重庆市，通过三线建设的实施促进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和综合性工业城市的形成，很好地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⑨]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三线企业和三线城市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通过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骨干力量。
三线建设及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说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战略目标的不同阶段。这条道路的探索形成，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能优势。其中，最为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致富的道路上，必须发挥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三线建设中，政府发挥的不可或缺作用，就是解决了资源向高收益地区流动，并发生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现象，进而使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旧中国区域发展失衡，是由于区位优势和市场调节共同作用所致。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抗战迁来都解决西南地区经济落后的问题，但所制定的私营企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计划仅靠市场的力量无力实现，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加以遏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大局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改变生产力布局的命题，到1964年面对战争严重威胁的国际形势果敢抉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是三线建设成功实施的经验，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经验。有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历的三线建设者基于自己深深的体会肯定地说，如果完全靠市场手段而政府不采取如此强有力措施，三线建设战略实施不了，中西部地区能够发展到当今水平是不可能的。
而今天，经过三线建设，经过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也具有了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圆中国梦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约束因素。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就是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要发挥好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解决因马太效应或“循环累计因果关系”而导致区域发展失衡更加严重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要统筹区域发展，通过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统筹规划和实施，通过提供公共品而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的倾斜而引导社会资本、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聚集，进而形成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
二、三线建设形成的帮带协作机制及其借鉴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全社会携手共圆中国梦
三线建设实际上是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物质装备、技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实现发展的过程。这种大规模先进生产要素的成功转移和集聚，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有效的新的生产力，其中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建设祖国战略大后方的爱国主义旗帜召唤下，形成了各有关方面帮带协作，合力推进三线建设的机制。
三线建设中的帮带协作，不仅表现在项目建设工地各部门的帮带协作，更是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帮带协作网。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例，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勘探、设计、施工、竣工投产采取“以老带新，对口承包，支援到底”的承包制，并明确钢铁由鞍钢和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承包，煤炭由阜新矿务局承包，电力由华东和华北电力管理局承包，建材由唐山水泥厂承包，林业由黑龙江、吉林林业局承包，交通和建工分别由中央两部所属单位承包，财贸、金融、医疗、公共交通等分别由上海、天津、北京及川滇等地负责。在重大科技攻关上，组织动员全国力量组成了多种团队，如组织全国冶金行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大钢厂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炉炉长、工长以及技术人员共108人，联合攻克了普通高炉冶炼高钒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重大难题。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上，全国27个省、市的734个工业企业紧张地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制造所需要的设备。在物质运输上，交通部调集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的汽车、驾驶员和领导干部组成五大车队，承担起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提供所需物资的艰难而又危险的长途运输任务。相邻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城昆铁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建设上，一方面组织大量民工参加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还提供建设大军临时用房、建设用地、建设材料、三类物质、粮食和副食品、各种服务网点等支持。[⑩]
在当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仍应借鉴和发展三线建设的帮带协作机制，才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携手共圆中国梦。所不同的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帮带协作机制。
首先，构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帮带协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方略，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方面，中央实施国家扶贫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从国家整体层面通过政策倾斜和实施重大建设项目等措施的引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帮带协作精神，组织实施了中央有关部门、发达地区对口扶贫、援疆、援藏、援边等措施，以及对口承担灾后重建任务等，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帮带协作机制的传承和发展。先进帮后进，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应当根据我国已经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帮带协作而实现共同发展富裕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实施帮带协作项目，使帮带协作对象增强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次，构建特色经济圈（带）的协同发展机制。在一个大的特色经济圈（带）内，各地区应当围绕共同的发展战略目标，统筹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合作机制，携手打造特色经济圈（带）。为此，需要处理好经济圈（带）中经济增长极与被辐射带动地区的关系，促进资源的就地就近综合开发利用，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以资源富集地区之一攀西—六盘水地区（区内能源、矿产、生物及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例，早在三线建设启动之际，就根据资源特点和产业基础，设计了以产业链联接为导向的重庆、攀枝花、六盘水互为支撑发展的产业分工协作构想，这就是1965年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两点一线”布局：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生产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生产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生产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进入20世纪90年代来，国家进一步统筹推进攀西—六盘水地区发展，1990年国家计委批准《攀西—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规划》，2012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区规划建设，强化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的要求。未来在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圈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统一编制攀西—六盘水区域资源开发规划，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也要强化“携手合作、共赢发展”观念，切实加强合作，从整个区域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出发，统筹区域内生产力布局，建立起以产业合作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的资源综合开发机制，共同推动区域资源高效整合和产业聚集，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协作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持续提高。
三、三线精神和三线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及其发挥，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为共圆中国梦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线建设是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中西部地区的穷乡僻壤展开的。从全国各地挑选的三线建设者（当时的提法是“好人好马上三线”、“精兵强将上三线”），离开生产生活条件舒适的地方，克服诸多困难，锤炼形成了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勇于付出乃至牺牲，以及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崇高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创造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的力量源泉。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11]三线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动而又具体的呈现，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保障物质利益的同时，仍需要传承和弘扬历史积淀形成的以爱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担当责任为价值取向的三线精神。1993年4月9日，江泽民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12]大力弘扬三线精神和发挥好承载三线精神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作用，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大力弘扬三线精神和发挥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作用，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可以亲身感触到和更好学习践行的典范，有助于增强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自觉性。鉴此，还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发挥三线建设的精神和文化价值：
一是加强三线建设的研究和宣传。在很长时期内对三线建设实行严格保密制度下，对三线建设和三线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很不够，社会上对三线建设知之甚少。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三线建设对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三线建设不仅是工业建设史、铁路建设史、城市建设史，还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爱国主义情怀史。应当加强三线建设的研究和宣传，把三线精神融入国民教育，更好地引三线建设历史价值之源泉，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生动而极具感染力的历史素材。
二是加强三线建设文物保护。三线建设留下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工业遗产。据2007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文物局对三线工业遗产的调查，全市拥有三线建设重要建筑46处、机器设备等48台（套）、生产生活工具等100余件。另外，还有一些厂房、车间、设备仍在使用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装备的更新，有些三线企业的厂房、车间、设备等文物被拆除重建或淘汰，而淘汰的设备又被解体。鉴于三线建设文物的这一特性，应当增强对三线建设文物保护的紧迫感，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企业生产与文物保护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将全国特别是13个省的三线建设遗址遗存整体打包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三是促进三线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特殊年代的三线建设，形成和留下了内含时代特征明显，反映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着独特历史、社会、科技价值的不可再得的文化资源，应当对其加以充分开发利用。鉴于三线文化资源的特点，可秉承“保护带发展，发展促保护”的原则，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寻求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结合和有机统一，发展三线旅游、三线影视、三线纪念品等文化产业，将其打造成三线建设地区尤其是攀枝花、六盘水等三线建设成功典范地区的特色品牌，并通过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发挥其极强正能量的社会效益，以铭记三线建设历史，传颂三线建设成就，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更加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55 页。
[④]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⑤]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⑥]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⑦]陈东林：《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0页。
[⑧]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庆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今后设想》（1973年10月），重庆市档案馆藏，1080/2/519卷。
[⑨]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⑩]郑有贵、张鸿春主编：《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3、61、69、266-282页。
[11]《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12]王春才主编：《蘑菇云作证》（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之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