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

						
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三线建设[1]，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在全国13个省、市、区,开展的一场围绕建立 “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和“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重大目标的经济建设运动。作为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三线建设以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差异的实施效果、明显的成就和教训，构成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次重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评价三线建设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深刻理解和把握三线建设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对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适应新常态、迈向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线建设的决策动因
每一项战略决策的制定，都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而且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也不例外。
1、增强战备保障是三线建设的根本所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形势严峻，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以及侵略威胁，但国内的备战情况却不容乐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开始考虑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后方生产建设问题，以及适应战时需要的战略纵深建设问题。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改变计划方法和进行战备两个问题，明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指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2]随后，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计划通过三线建设，一是把极容易受到敌人破坏的沿海地区工业设施内迁，以增强战时经济自我生存能力，二是在三线地区大规模进行国防工业及其与之配套的基础工业建设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战备保障能力。
2、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是三线建设的现实要求。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要求新的工业建设“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3]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毛泽东对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状况变得更加迫切。在1964年5月第一次提出搞三线建设谈话中，毛泽东就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4]1965年6 月14日，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两个阵地和处理两个阵地关系的发展思路，强调指出: 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5]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指出：“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现在我们要建立三线观点，同时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6]并强调通过三线建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这决不是权宜之计，是一项长远规划。
3、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三线建设的思想根源。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曾提出过一整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原则，创造过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战，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等方针以及许多战斗范例。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的战争威胁之下。1956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他认为积极防御便是:“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7]为应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三线建设沿袭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一旦大战来临，敌人会在全面进攻之前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并有可能占领第一线，所以要把国防工业建在“三线”，建成一个打不烂、打不乱的战略大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在被敌人分割的条件下，中央仍然拥有西南、西北等稳固的大后方，能够坚持长期作战，而各省拥有各自的后方也能开展独立作战。可见，在存在战争可能与和平的形势下从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来部署工作，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是当时坚持的原则，也是三线建设重要的思想根源。
二、三线建设的历史贡献
三线建设历经10多年，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我国的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以后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分布极不平衡，几乎都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地区。根据1952年的统计，沿海七省三市（即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河北、辽宁七省和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资新建和内迁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在三线地区合理配置并形成了各种工业基地和战略保障基地, 改变了工业偏集于沿海一隅的不平衡态势，形成了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均衡的配置资源的新格局，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统计，仅1965年和“三五”时期，投入三线的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8.5%，“四五”和“五五”期间投入资金约1500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6.4%。“从1964—1971年,全国内迁项目共计380个… 3.8万台设备”[8]。在这种强投资的驱动下，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一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5%；到三线建设进行了一年后的1965年，已经提高到11.92%，其中重工业由9.56%上升到13.50%。1964—1980年，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从258亿元增长到1270亿元，增长了3.9倍，而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164亿元增长到4992亿元，增长了3.2倍，三线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15%提高到25.44%。[9]
2、遏制了潜在的战争威胁。一直以来有种观点，认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对于战争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以战争并未爆发来证明建设三线的决策是错误的。战争的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苏联之所以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10]。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11]。
在整个三线建设期间，国家用于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地建设的投资额共计280亿元，先后建成297个工厂、42个研究院(所)，形成年工业产值130亿元的生产能力。[12]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用与民用兼有的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航天工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沿长江上游地区还有船舶工业基地等。这些成就，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空白，促进了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的发展。正是这些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为抵御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及世界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泽民同志1991年在视察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等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后曾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3]
3、奠定了西部发展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前，农业在西部各省经济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而经过三线建设，工业产值在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以陕西为例，1964—1980年，通过三线建设的实施，陕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43倍，并且由一般的加工业、轻工业，变成了以制造业、能源化工、和航空航天为先导的先进生产力。三线建设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共增加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铁路和公路均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3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在能源方面也建成了一批水力和火力发电站。原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四川攀枝花、重庆、成都钢铁基地，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其中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建成了 200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交通邮电项目，形成了 45 个以重工业产品为中心的专业化生产科研基地和 30 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基本建成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的机械、电子、化学工业相配合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而且也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夯筑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4、提升了西部发展的科教水平。三线建设中采用政治动员、行政命令的办法，实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技术人才的大转移。内迁的企业都是当时沿海工业区技术先进、管理水平较高的骨干企业。新建企业，特别是国防军工企业都尽可能采用当时国内及国外的先进技术。有的还是国内首创的、独有的尖端技术。在人才流动方面，国家采取倾斜扶助政策，在调、迁大批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同时，还新建迁建了一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壮大了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师资力量，为西部地区科技教育的加速发展和智力开发提供了后劲。以陕西为例，三线建设时期，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除在陕新建项目外，按照“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原则，国家还从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老工业基地向陕西搬迁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设计施工单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调集了大批人员、技术力量、设备和物资，成套支援陕西三线建设。有的从人员物资到设备“连家搬”，有的“一分为二”将部分搬到陕西安家落户。一大批为三线建设服务的重点院校，如西军电（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搬迁、新建到陕西的。1970、1971两年中，兄弟省市10万多名技术骨干调迁到陕西支援三线建设。陕西的航空航天、机械电子科研机构之多，专业技术人员之众，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于前列的优势正是形成于此。据1985年数据统计，按照每万名职工中平均的科技人员数据分析，陕西是1112.7人，位居全国首位。到1989年，陕西共有部属科研机构63个，职工总数51041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27193人，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14385台（件）。三线建设使陕西得以从封闭落后中走出，极大提升了陕西的科技教育水平，奠定了陕西在全国科技教育中的突出地位。
三、三线建设的现实启示
当前，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加快推进，“一路一带”建设正在实施，三线建设的伟大实践，留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
 1、自觉发挥制度优势。三线建设在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不但建成了国防科技工业基地，而且促进了内地新兴工业的崛起。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把国家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重点建设，形成全国“一盘棋”。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刚刚复苏，建设资金非常短缺，但为了建设三线战略基地，国家集中投入巨资2052.68亿元。在人力上，从全国特别是工业比较发达的东北、华东、华北地区调集大量的科技人员、熟练技术工人、管理人员、领导干部、高精尖设备和材料以及各类商品支援三线。为抢时间、争速度，还从一线地区搬迁了一批工厂、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落户。从1965年开始的几年内，仅机械工业系统就内迁了240多个中小型企业和科研单位，随迁职工6万多人。可以说，全国支援三线，共同建设三线。三线建设没有国家的领导、推动和协调，是难以进行的。三线建设的成功实践，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大意义，诠释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效能优势。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借鉴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地区协作、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2、精准认识世情国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精准认识世情国情，善于把握大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虽然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遏制战争威胁、赢取和平发展空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基于对世情国情认识方面的偏差，对战争做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导致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从国际方面来说，求和平、谋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从国内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家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民群众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和新向往，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是我们的历史新使命。因此，我们要在三线建设的历史借鉴中，深刻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势的真知灼见：我们“要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善于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内大势”，不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我们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
3、科学把握“三大规律”[14]。三线建设虽然在发展战略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和操作中主要是从“要准备打仗”的角度来部署，建设活动受战备体制的影响，有时还受临战状态的制约，浓厚的政治色彩决定了三线建设对于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忽视，存在着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布点过散、国家投入了过多的力量，造成财力紧张，难免顾此失彼，削弱了一、二线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的发展力度。在布局上不适当地钻山、进洞、形不成相对集中的，不同类型的，大中小结合的工业基地和工商城镇。一些工厂选址不当、配套差、生产成本高、效益差。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按照“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模式。“嵌入式”的三线企业与当地地方经济缺乏产业关联，不仅增大了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行的成本费用，而且许多三线企事业单位缺乏自我生存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陷入困境，不得不再花大量的资金来进行调整、改造和搬迁。这些失误，根源都在于对于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忽视与非理性认识。三线建设的历史实践昭示我们，遵循规律、顺势而为，才能不断发展；违背规律、逆势而动，不仅难以发展，还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付出巨大的代价。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当前，坚持中央提出的“三遵循三发展”[15]方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就一定能识水性，顺洋流，乘风破浪，稳健前行。
4、大力弘扬三线精神。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在中央的统一指挥和组织下，“好人好马上三线”，数以百万计的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大三线成千上百条山沟中，排除“文革”的干扰，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陕西，1970年8月至1971年3月，两万五千八百多名十六、七岁的初中69、70届学生，按照部队建制，组成“学兵连”，配属铁道兵部队，参加了跨越陕南的襄渝铁路建设。在近三年的艰苦奋战中，这些娃娃兵以羸弱的身躯和稚嫩的双肩，义无反顾地承载起了战备铁路建设的重任。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环境艰苦、生活困难、工程危险等前所未有的难关，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包括三线学兵连在内的三线建设者们，以坚定的爱国信念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与困难作斗争，艰苦创业、敢打硬拼，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形成了奉献祖国、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三线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是当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引擎。 
 

 
[1]“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1964年中央将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三线指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二线为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小三线指各省、市、自治区。1970年，国务院在《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明确了“大三线”的范围，即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北地区。1983年国务院确定“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为：川、黔、滇、陕、甘、豫西、鄂西、湘西及重庆市等八省一市。本文主要围绕大三线论述。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3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4]  金冲及. 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第1768页。
[5]  孙东升. 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J］.党的文献，1995, (3).
[6]  周恩来.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J］.党的文献, 1995, (3).
[7]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第356页。
[8]　陈耀. 国家中西部发展政策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第151页.
[9]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第36页.
[10]  黄甫生等编著：《核危机秘闻录》, 第259页.
[11]  同上.
[12]董辅.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13]  江泽民：1991年4月22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干部会上的讲话。
[14]  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
[15]“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判断。